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

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都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一、逆周期调节

逆周期调节是一种宏观审慎政策。经济运行时，通常会呈现出扩散与收敛交替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变化。

在经济扩散增长阶段（经济过热），经济上行、经济发展环境日益向好，市场需求旺盛，订单饱和，产能不足，投资意愿强烈，资金周转顺畅，此时的"逆周期调节"往往偏向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抑制社会总需求，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在经济收敛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滞缓），经济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市场需求和订单萎缩，产能过剩，投资意愿低迷，资金周转紧张，此时的"逆周期调节"势必侧重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工具刺激社会总需求，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简而言之，逆周期调节是指通过一些政策工具和措施让整个周期波动性平缓下来，防止大起大落。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二、跨周期调节

跨周期调节是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变局的需要，也是实现“防风险”和“稳增长”宏观调控目标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复杂的转变。国际方面，全球经济依存度不断上升，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布局面临新一轮调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这对我国的“防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内方面，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但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一系列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既要“防风险”又要“稳增长”，传统的逆周期调节能够较好地应对经济的短期波动，但面对国内外经济的长期结构性调整则常常左支右绌。这就要求宏观调控另辟蹊径，跨周期调节从长计议、高瞻远瞩地调整策略正好满足了在面对国内外变局时我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调控目标要求。

三、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的关系

跨周期调节在逆周期调节无法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变局的情况下产生，二者存在较大区别。一是调控目标不同。逆周期调节的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调控着眼点在短期问题的解决上。跨周期调节的目标是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系统性风险等长期问题，调控着眼点在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和有序增长上。二是时间跨度不同。逆周期调节措施持续时间短，在完成为经济降温或托底的短期目标后就退出。跨周期调节则追求长期目标的实现，跨周期调节的一整套政策工具会经历拓展、完善、升级等长期过程。三是政策手段不同。由于逆周期调节解决的都是通货膨胀、失业等短期问题，涉及的经济社会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基本满足调控需要，其调控手段也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而跨周期调节的目标是解决长期、复杂的发展问题，需要在顶层设计的宏观调控框架下促进不同政策工具的关联配合以形成调控合力。因此，跨周期调节涉及的政策工具较多，包括长期发展规划、人口政策、科技政策等长期调整工具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短期调控工具。

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互为补充、辩证统一，统筹服务经济的短期、中长期健康运行。经济结构的长期调整和短期波动并行决定了逆周期调节本身需要跨周期设计，而跨周期设计也包含逆周期考虑。一方面，要将逆周期调节放在长远的跨周期调节的政策规划框架下进行，要求二者有效搭配、协调统一。我国近几年面对的经济现实较好地说明了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相互配合的关系，虽然我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是提质增效，但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自然灾害等短期经济扰动依然进行了及时的逆周期调节，短期内高效的逆周期调节为我国在大国博弈中抢占“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制高点占据了有利位置。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新冠肺炎疫情引致的全球经济波动愈加剧烈，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阵痛加剧等因素叠加，面对外部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内部环境扰动，我国更加需要平衡好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的关系，只有使二者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经济“防风险”和“稳增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