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必须正视历史问题

 

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了意味着否定日本过去侵略战争历史的靖国神社；小泉内阁的成员和包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内的190名议员，也在日本战败56周年的8月15日，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严重伤害了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感情，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的民族
感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
到底是什么阻止日本端正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呢？
（一） 冷战时期美国埋下的祸根
　　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实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虽然有助于消除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但随着冷战开始，美国急于将日本纳入其反共阵营，把日本作为反苏反共战线的最强大堡垒，便抛弃了在日本实行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政策，其根本目的是利用其反共本质服务于它的冷战遏制战略。
　　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使日本战前的部分军国主义战犯、军人和右翼官僚政客重新回到军界和政界，导致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死灰复燃。这些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根深蒂固，自然对他们在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拒不认账，埋下了今天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的祸根。
（二） 日本封建神道天皇制笼罩下的阴影
　　在长期的天皇统治中，日本国民的思想被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教所禁锢，使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宗教式崇拜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了日本式的思维定式。受这种观念支配的、近似疯狂的日本，正是打着“为天皇而战”的旗帜写下了血淋淋的侵略历史。
　　二战后，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利用天皇的巨大威望控制日本，天皇制的部分保留为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留下了精神支柱和“东山再起”的希望，并使以天皇制为基础的“皇国史观”和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延续下来，影响着后世一代代的日本人。
（三） 日本国家“重美轻亚”战略的弊端
　　战后的日本一直将国家战略建立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自恃美国的保护和撑腰以及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实力，日本在对亚洲、特别是对华战略上不仅掉以轻心，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甚至视亚洲一些国家为安全威胁。这种“重美轻亚”的国家战略使日本在与亚洲国家的交往中缺少诚意和信任，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于是，在日本看来，如何对待与亚洲国家间的“历史问题”也就没有那么重要和严肃，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历史问题的轻视。
　　另一方面，日本惟恐发展对华关系会影响日美关系，动摇日美同盟，但又注意到，一定条件下中日关系的改善会引起美国的担忧，从而提升美国对日本的重视程度。于是，日本将日中间的历史问题巧妙地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随着日美同盟中矛盾的来来去去，日本时而以强硬的态度否定“历史问题”，疏远与中国的关系；时而借“历史问题”向中国示好，拉近日中关系，但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日美同盟这一日本国家战略的基础。
（四） 日本政治形势的推波助澜
　　近几年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政治大潮推动日本奔向“普通国家”、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日本政界众多要员正在通过否定侵略、抹煞不光彩历史的方式，卸载历史包袱，树立其政治大国形象。这给正确认识历史问题设置了一道新的障碍。
此外，新生代政治家们的崛起，由于他们多出生在战后，没亲身经历过战争，没有老一辈政治家那种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赎罪感，他们虽然愿意就过去的历史做出一定的反省，但不希望亚洲邻国“翻老账”。随着这些抱有“新保守主义”的新生代政治家掌握了日本的政治脉搏，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表现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独立、自信”，甚至将对历史问题的强硬态度标榜为执政风格的果敢。
日本作为加害者至今未能忏悔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更让亚洲人民疑日、恨日；相反德国的深刻反省与忏悔最终赢得世人肯定，为什么德国能，而日本不能呢？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国际社会对两国法西斯的根除程度不同。
二战后的开始阶段，德国，由苏美法英四国分区占领，他们充分合作，对根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比较彻底，同时实行民主改革，清除法西斯赖以存在的根源。在纽伦堡审判中，尽管美英对德国有一定的袒护，但在苏联的坚决要求下，终于使德国的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然后，德国支付了大量的战争赔款，直到现在有关对犹太人和战时外籍劳工的赔偿现在还在进行；相反，日本二战后由美国单独占领，初占日本时，美国对日本的法西斯战犯和法西斯思想进行过一些清除和清算，并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由于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出于反共战略的考虑，把日本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前沿阵地而加以扶植。这使得日本在二战后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日本的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彻底惩治。同时，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没有进行彻底的清除，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天皇制度。
（二） 战后两国建立的政权基础不同。
在德国，由于纳粹主义和纳粹分子受到了较彻底的清除，所以战后的德国联邦政府都是反纳粹的，对战争的反省也是认真和诚恳的。而在日本，战后建立的政治基础是不利于认真反省侵略战争的。首先，它保留了天皇制；其次，由于美国的包庇、扶持，一大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政坛要人。他们构成了右翼保守势力，长期左右日本政局，使日本反省历史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
（三） 两国对其周边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感不同。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与许多欧洲国家毗邻，交流频繁。同时，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和战后欧洲共同体的迅速发展，给德国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很快融进了欧洲国际社会。所以，德国能彻底地清算纳粹的罪行，甩掉历史的包袱，融入国际社会；而日本对亚洲则缺少认同。战后几十年，从战争废墟中再次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战败国的压抑感被优越感所取代，而且越来越瞧不起亚洲国家和人民，使得日本不愿意，也不屑于反省历史，并未真正认真看待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和融入亚洲社会。
（四） 两国在有关侵略战争的社会教育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德国政府一直坚持如实地将希特勒的野蛮残暴行径公之于众，并对纳粹分子的活动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1994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刑事犯罪法案，除了继续禁止使用纳粹党的标志、口号外，还明确规定，凡宣扬种族歧视及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大屠杀的人均为犯罪行为者；而日本政府却长期向国民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只是强调日本“受害”意识，而忽略其“加害”意识。从1948年起，日本就不断要求修改教科书中有关批评军国主义的内容。80年代以来又多次掀起修改中小学教科书的风波。修改后的教科书在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方面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种错误的历史教育毒害了战后的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年，使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得以“代代相传”。
（五） 两国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
   从历史上看，欧洲存在着带有“原罪”忏悔意识的基督教文化，这是战后德国反思战争罪责的精神基础，使他们能诚恳地对自己或自己的国家曾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忏悔，以求得世人的宽恕和自己心灵的净化；而日本传统文化（武士文化）中有所谓“耻感”观念，这种“耻感”依附于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忠诚意识”上。正是这种“耻感”观念在战争年代曾驱使“日本鬼子”干尽了伤天害理之事，并使今天的一些日本人始终不愿、也不敢认真反思他们祖辈曾进行的那场侵略战争。
说到历史问题，国与国的交往，有时与人与人的交往是一样的。人们可以改变与人的交往方式，但做人的原则是不能丢的。中日两国同处亚洲，互为邻国，如果两国人民彼此间出现比较强烈的反感情绪，不论对中还是对日，都是不利的。更何况，在日本，有着为数相当多的，既对历史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又对中国人民怀抱友好感情的日本人。所以对日本人，不能采取一概敌视的情绪化态度。
对于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事论事”，用客观的态度来应对。至于要不要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国家的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应该由我国的决策者和专家来考虑采用那种技术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毕竟，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才是当务之急，民族情绪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自信自强。
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我们则应该学好历史，认清历史。我们更应该刻苦勤奋学习，将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贡献，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献出一份力，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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