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诗歌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

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每个学生从小就接触到的东西，学生们对诗歌的兴趣不亚于对历史的兴趣，把二者结合起来用在教学上，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历史能力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大家知道，诗歌本身是以人为主体创造出来的。因此，除了影响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外，人的动机、欲望、情绪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而人的动机、欲望、情绪在特定环境下就被历史人物化作诗歌。通过对个别历史人物（主要是指英雄人物）的诗歌、言行进行探讨。可以从一个侧面更深层次地去探究历史事件。

例如，通过对诸葛亮的研究，可以发现诸葛亮青年与成年时的个性有较大的差异，这种个性差异从一个侧面论证了蜀国的盛衰变化。《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青年时期的诸葛亮公开表露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对自己的才能做出公开评价，反映其充满自信、豁达的进取精神。诸葛亮出山后，屡经周折，初出山时的自信、锐气被谨小慎微所代替，在用人上也重用稳重守成之人。魏延曾经建议直取长安和潼关。但《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说：“延每随亮出，轧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在用兵上，小心谨慎，绝不冒险。从而否决了魏延的出奇兵直取长安和潼关。在《前出师表》也有这样的言论：“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拨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但在《后出师表》中却说：“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逆睹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此时心情颇为悲观，信心显然不如从前。

再比如杜甫一生经历了唐帝国由盛到衰的急剧变化的时代。在《忆昔》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反映唐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但在《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偌大一个唐王室，竟没有诗人的立足之处。不仅仕途未达，而且贫困交加。残酷的现实使得杜甫发出了“儒术于我何用哉？”（《醉时歌》）的牢骚。从诗中影射出唐王室的腐败。一个拥有海纳百川的才学和人品纯正、竭诚尽忠、一生致力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的诗人竟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本身就折射出用人机制的退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反映唐政治的腐败。盛唐的社会基础也已在表面繁荣的掩饰下黯然逝去，而杜甫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征兆，并将自己的这种真切感受用诗歌表达出来，在《丽人行》与《兵车行》都有表现。前者深刻的揭露了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后者反映了社会下层广大百姓的苦难。在杜甫诗里，不仅仅是诗歌，而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义和直接体现出的忧国忧民意识。从诗人敏感且丰富的内心世界里分明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折射出唐王室由盛到衰的历史。也正因其如此，才有“诗史”之说。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几首诗词，就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的心理变化，从而折射出当时的历史进程。毛泽东作于1934年到1935年间的《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1934年到1935年是长征困境，“左”倾错误的泛滥，从诗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戎马倥偬的长征路上，面对困难、紧张而复杂的局势，仍充满胜利的信心。由此可见他具有非凡的气魄和坚定的信念。但毛泽东作于1935年2月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首诗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体现了毛泽东一种苍凉的悲壮，“而今逐步从头越”则对革命胜利充满乐观。毛泽东的《七律·长征》（1935年10月），如“三军过后尽开颜”。《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等几首诗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宏伟抱负。从他的诗中也可看出革命逐渐走向胜利。

我们在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通过对人物心理活动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历史本来面目的了解，从而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显得有血有肉而丰富得多，避免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简单性描述而导致的空洞。

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应注意同经济、政治等因素联系，不能将其孤立地使用。在历史研究中，不但要对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特征、气质和意志品质进行分析，还要透过这些表象，分析产生这些心理因素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从而给历史人物的行为与历史史实之间所发生的联系以科学的解释。